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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逐年上升 受害者补偿怎么办

  原标题: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逐年上升,受害者补偿谁来“买单”

  上报数量增加缘于监测网络的完善;不良反应受害者补偿机制仍待明确。

  149.9万份,这是去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集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时间线再拉长一些,过去20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累计报告数量超过了1000万份。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2018年度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报告显示,药品不良反应数量在逐年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药品安全水平下降,而是因为主动上报的数量更多了。

  现实中不良反应监测依赖于医院、企业、公众多方主动上报,误报漏报时有发生。今后这一局面有望扭转——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企业瞒报最高面临50万元罚款。

  不过,我国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机制仍是空白,患者使用合格药品产生的严重药物损害是否应补偿、谁来补偿、补偿多少,亟待法律明确。


  公众无需“谈虎色变”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使用正常剂量的药物时出现的有害和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通俗地说,就是“是药三分毒”的那分“毒”。

  没有100%安全的药品。就像疫苗,药品也存在“魔鬼抽签”:由于个体差异,患者使用合格药品后,仍存在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事件的可能。

  “虽然药品有不良反应,我们也无须谈不良反应色变。”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主任沈传勇日前在评价中心“公众开放日”对人们的担忧进行了正面回应,“药品用于满足治病需要,讲究风险获益平衡,选择获益多于风险的药品就是相对安全的。”

  中国进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至今已有20年。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8年)》(下称《2018年度报告》)显示,1999年至2018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累计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368万份。

  20年间,我国建起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网络,上报实现从手工填写到网络直报的升级。

  与之相应的,是每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的节节攀升。

  《2018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49.9万份,比2017年多了7万份。

  对于这组引发人们不安的数据,报告解释说,经过各方努力,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积极性逐步提高,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呈上升趋势。这并不能说明药品安全水平下降,而意味着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全面,对药品的风险更了解。

  在医疗实践中,不良反应监测能及时地了解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表现、程度,并最大限度加以避免。“通过监测,我们可以知道不良反应是怎么出现的,出现在哪些人群,有哪些具体不良反应。搜集到这些信息,医生给患者用药时就会充分考虑,比如有的药会引起过敏反应,那么就可以提示患者规避风险,指导人们合理用药。”沈传勇解释说。

  同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还可以为遴选、整顿、淘汰药品提供依据,有利于发现重大药害事件,防治蔓延和扩大。《2018年度报告》指出,专业人士会分析药品与不良反应的关联性,根据风险的普遍性或严重程度,判断是否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比如在药品说明书中加入安全性信息,更新药品如何安全使用的信息。在极少数情况下,当认为获益不再大于风险时,药品也会撤市。

  企业上报仍偏少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需要有灵敏的触角,及时捕捉风险信号。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监测哨点之一。深圳市药学会理事长、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吴建龙回忆,此前医院肾内科腹膜透析室曾监测到10例进行腹膜透析的患者发生腹膜炎,比例较以往同期增高。医院立即将相关情况报告深圳市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研究院(原深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下称“深圳市药物警戒院”),启动应急程序。

  经调查,由于生产过程中灭菌柜使用的压缩空气空压机故障,造成腹膜透析液发生漏液。所幸,由于处理及时,避免了药品给更多病人造成安全隐患。

  像这样的危机时刻时有发生。深圳市药物警戒院院长毛秋荣告诉记者,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药品风险监测的城市,从2002年启动监测至今,共捕捉处置200多起有意义的药品风险信号,遏制了风险信号向药害事件蔓延。仅过去5年,深圳市药物警戒院就收集各项监测报告超15万份。

  不仅是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有上报的责任。

  2011年起施行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应当报告所发现的药品不良反应,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报告药品不良反应。

  但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目前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来源仍以医疗机构为主,而非生产企业。

  一位从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生产企业上报药品不良反应是法定义务,但药品企业认为上报了不良反应对自己的产品有影响,因此上报并不积极。

  《2018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来自医疗机构的报告占86.8%,来自药品经营企业的报告占8.0%,来自药品生产企业的报告占5.1%。

  漏报面临最高百万处罚

  发生在医疗机构的每一起不良反应是否悉数上报也存疑。“因为医生平时很忙,工作量很大。”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沈传勇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当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报告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不足,特别是报告数量还有提升的空间。目前主要依靠医院报告,也存在误报、漏报的情况,基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部门很大精力用在核实这些报告。

  公众上报也并不积极。按规定,个人发现药品不良反应后,可以向主治医师报告,也可向生产、经营企业或当地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不过,《2018年度报告》统计,当年来自个人及其他报告者的报告仅占0.1%。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来自药品生产企业的报告比例较2017年的1.8%,增长了3.3个百分点。

  这样的变化与国家药监部门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报药品不良反应不无关联。

  2018年,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要求持有人直接向省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药品不良反应。简单来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通常为药品技术拥有者,不仅限于药品生产企业,还可能是药品研发机构或科研人员。

  今后,漏报、瞒报还将面临高额处罚。上述业内人士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的相关内容,而且不按规定上报处罚标准很高。

  记者注意到,即将于12月1日起实施的《药品管理法》明确,未按照规定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或者报告疑似药品不良反应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最高面临100万元罚款,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最高处以50万元罚款。

  受害者补偿谁来“买单”

  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正渐趋完善,但长期以来,由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导致患者生命或身体健康的损害,受害者应不应当得到补偿,谁来“买单”,一直处在模糊地带。

  《侵权责任法》规定,因药品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

  “但问题在于,在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药品是合格药品,生产过程也合规,并非产品缺陷导致的患者损害。因此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刘炫麟说,目前我国对不合格药品引起的药害以及合格药品不合理用药引起的药害赔偿,均有法律依据。但对于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受害者补偿问题,仍处于探索和研究阶段。

  在他看来,对受害者进行必要的补偿,不是旨在惩罚生产企业等相关主体,而是重在通过合力对受害者的健康权提供保障。但当前我国针对此类药害损伤赔偿尚无法律层面的规定,也没有成形的救济机制。

  目前国外已有成熟的经验可循。刘炫麟告诉记者,有的国家由药品企业按年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药品不良反应基金,用于受害者的救济。比如,企业每生产一盒10元的药品,拿出2毛钱放入基金,如果出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损害,经相应的程序认定后,受害人即可从基金中获得一笔补偿。

  国内多地正在探索。早在2014年,原厦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厦门市药品不良反应中心正进行药害救济制度课题研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药害救济制度。记者从深圳市药物警戒院获悉,该院也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但还未成形。

  刘炫麟希望,有关部门加快理论研究,总结地方经验的有益探索,尽快上升为国家立法。目前地方的探索缺乏一定的指导,此类药物损害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解决,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框架和原则,只有上位法有依据,地方或有关部门才可能通过法规、规章进一步明确。

  最关键的还是观念的转变。刘炫麟认为,尽管药品不良反应的“魔鬼抽签”可能在100个人中只落到一个人头上,但由于这个人本身也是无辜的,而且在促进公共健康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让其自担风险显然不太公平。

  “抽签有可能抽到每个人,推动建立药害损伤补偿机制就是促进所有人的健康保障,而不是保障哪一个受害者。”他说。

  新京报记者 许雯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周强张军进高校“开课” 大咖们如何备课?

(图:201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

  原标题:周强、张军进高校“开课”,大咖们如何备课?

  “哗——”掌声响起,座无虚席。

  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刚刚落幕了第三场。线下,高校师生听得意犹未尽;线上,“政法大咖的超级网课”令众多网友翘首以盼。

  这是个什么讲堂?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2017年5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

(图:201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
(图:201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

  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刚刚落幕了第三场。线下,高校师生听得意犹未尽;线上,“政法大咖的超级网课”令众多网友翘首以盼。

  这是个什么讲堂?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2017年5月3日,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

(图:201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
(图:201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

  这是中央政法委提出并会同教育部、中央政法各单位创办的课堂。第一批共有16站,站站都是全国知名法学院校。第一批授课人员,是40多名中央和省两级政法机关省部级领导干部。换句话说,全是“政法大咖”。

  大讲堂的出现,践行斯言,恰逢其时。

  “创办大讲堂,是政法战线具有创新意义的新事,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要事,是助推法学院校教育改革的实事。”10月9日,中央政法委陈一新秘书长,主持召开动员部署会,会上他这样表示。

  “办成精品,办出精彩。”这是陈一新,对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所提的期待。

(图:2019年10月9日上午,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工作动员部署会在中央政法委召开。图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作重要讲话。)
(图:2019年10月9日上午,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工作动员部署会在中央政法委召开。图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作重要讲话。)

  期待没有被辜负。“精品”与“精彩”的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努力?

  01

  评审会“真刀真枪”给出“真意见”

  第一场还未开始,评审准备工作已紧锣密鼓。

  10月13日,周日。中央政法委机关主楼,屋内讨论正酣。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评审组成员在发表意见。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评审组成员在发表意见。 摄影:叶雨蒙)

  “这篇内容全面、文字翔实、例子精准,就是不够口语化,能不能让语言朴素一些,更有感染力?”

  “讲稿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思想性,但有些‘报告语言’,太四平八稳了。”

  “这篇讲稿里很多行话、很多术语,担心学生们听不懂。宁愿讲得少一些,也要讲得透一些。”

  “既然是给法学生讲嘛,讲稿中能不能增加一块,就是当前的司法实务对法治人才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对学生们的职业规划也有帮助。”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评审组成员在发表意见。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评审组成员在发表意见。 摄影:叶雨蒙)

  讨论从下午3点开始,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临近结束,天已擦黑。

  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10位中央有关部委成员、5位专家学者担任首批“评审小组成员”,讲稿起草组代表,在后排就座。

  每篇讲稿“不署名”,供评审组“盲打分”,用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评审小组组长、评审会主持人雷东生的话说,就是要“说真话,听真意见”!

  一个值得一提的小花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的讲稿,也在被评审之列。那一天,他“匿名出席”,“隐身”听取真意见。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评审组成员在审阅讲稿。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评审组成员在审阅讲稿。 摄影:叶雨蒙)

  评审,并不是提提意见那么简单,背后大有讲究。

  “什么是合格的讲稿?至少要符合‘五性’标准:即政治性、实践性、专业性、规范性和公开性。”雷东生表示,“每篇讲稿要紧紧围绕政法工作和法治中国建设新探索新成效,引导广大师生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本目标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评审,绝不是走过场,真有不过审的情况。

  比如,有一篇讲稿就因为太像“论文”,缺乏必要的实务特色,不符合“五性”标准,而被评审小组“一致拿下”。

  评审,也不是“审过万事吉”,每一篇通过的讲稿,都需要根据评审组意见,打磨、打磨再打磨。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左二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雷东生在带领评审小组成员审阅讲稿。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左二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雷东生在带领评审小组成员审阅讲稿。 摄影:叶雨蒙)

  评审时,15位评选小组成员,对每篇讲稿,会一一发表意见。然后,雷东生都会给出一个“干货值”极高的总结:

  比如,一篇讲稿介绍新时代中国司法行政制度改革与发展。雷东生概括其修改思路:“压缩篇幅,以突出重点,可以围绕中国特色增加事例案例;一般性的介绍少一些,活泼的、生动的多一些。”

  比如,一篇讲稿聚焦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重点与难点。雷东生概括其修改思路:“一是解决重复性问题,二是讲点背后的故事,三是不要‘面面俱到’。”

  比如,一篇讲稿探讨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关系。雷东生概括其修改思路:“讲稿的实践性、理论性、专业性结合得好,以案说法、引人入胜,语言风格灵活生动。建议脉络再清晰一些,结论可以开门见山,个别案例可以再斟酌。”

  。。。。。。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来自高校、教育部的评审组成员在发表意见。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0月13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一批讲稿评审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图为来自高校、教育部的评审组成员在发表意见。 摄影:叶雨蒙)

  02

  试讲,为课堂效果“排雷”“增色”

  审稿、修改、再审、再改,一切都有时间表。

  讲课前10天提交二审,评审会议前2天送审,2天以内修改提交——这是大讲堂组委会领导下的评审小组,落在书面上的“时限”。一步一步,严谨、严格而高效。

  但讲稿最终确定,只是“万里征程”的一小步。

  接下来,等待很多省部级政法系统领导的环节是——试讲。

  11月4日,下午3点,司法部大礼堂。

  一场试讲正在进行。来自中央政法委、司法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30余名师生,成为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的“第一批听众”。

(图:2019年11月4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在司法部二层礼堂举行试讲。图为主席台上的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与主持人。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1月4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在司法部二层礼堂举行试讲。图为主席台上的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与主持人。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1月4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在司法部二层礼堂举行试讲。图为台下来自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的负责同志和高校听众。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1月4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在司法部二层礼堂举行试讲。图为台下来自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的负责同志和高校听众。 摄影:叶雨蒙)

  “‘东方经验’是什么?‘东方之花’美在哪儿?让我们来一起了解根植于中国传统、被称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人民调解制度。”台上,左侧,刘振宇声音洪亮自信、抑扬顿挫。

  台下,听众们不时地听,不断地记录。

  “同学们觉得怎么样?”试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发言、畅谈感想。

  “听后很有收获,但能不能多一些例子?最好把例子的具体地点说出来。”

  “课堂一开始,气氛稍微有点拘谨,能不能把1-2个例子提到前面?”

(图:2019年11月4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在司法部二层礼堂举行试讲。图为试讲结束后,司法部在向学生们征集意见。 摄影:叶雨蒙)
(图:2019年11月4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在司法部二层礼堂举行试讲。图为试讲结束后,司法部在向学生们征集意见。 摄影:叶雨蒙)

  楼下会议室,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着。

  “建议讲课内容再做做‘加减法’,生动性不光是文字上,画面也是感染力嘛!”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所长胡增印,提出了中肯意见,“也建议留下10-15分钟,供学生提问和讨论,真正对学生们从事法律职业有帮助。”

  条条建议,目标一致——为授课内容增色,为课堂效果添彩。

  三天后,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第三场,正式在对外经贸大学拉开帷幕。现场座无虚席。

  “以案说‘调’”,刘振宇真的先用了一个案例,开启讲授。也由此奠定了本场的主基调——“接地气”。

(图:2019年11月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走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为主讲人。)
(图:2019年11月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走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为主讲人。)

  有趣的漫画插图、清晰的图解图示、真实的调解现场照片……调整后的PPT,生动活泼。配合着对一个个典型案例的细致分析,让经贸大学师生们大呼过瘾。

  提问互动环节,学生们也频频举手。“希望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能够加入人民调解员的队伍!”最后,刘振宇还发出了诚挚邀请。

  “好!”场下掌声一片。

  这不是第一场赢得“满堂彩”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的讲课,已经“一炮打响”。



  有现场听课的学生评价:“字字珠玑。”

  有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收看网课视频的网友点评:“场场精彩,意犹未尽。”

  也有网友留言“追问”:“大讲堂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学校?”

  一个可以透露的“福利”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将举办多期,全国各地的高校师生,都有机会现场聆听政法大咖的精彩传授。


  更值得一提的是,组委会精心设计了“随堂反馈”制度——

  每位主讲人在第一堂课讲完后,都要随堂收集意见建议,“助力”讲课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

  换句话说,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精彩,愈发值得期待。

  03

  为备课,副国级大咖“自我加码”

  好评如潮的背后,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央政法委牵头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组委会,精心设计了一套《工作方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备课制度——“备课”被细化为4点:

  一,主讲人牵头研究起草讲稿。二,根据讲稿要点配备PPT。三,根据拟授课师生特点做好课堂设计。四,根据师生感兴趣的问题做好准备。

  这是底线要求,也是确保“堂堂精彩”的幕后支撑。

(图:2019年10月9日上午,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工作动员部署会在中央政法委召开。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讲话中提到,要严格落实备课等各项制度,力求把大讲堂办成精品办出精彩。)
(图:2019年10月9日上午,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工作动员部署会在中央政法委召开。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讲话中提到,要严格落实备课等各项制度,力求把大讲堂办成精品办出精彩。)

  备课制度怎么“一一落地”?大讲堂组委会会全程监督、指导、沟通。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景汉朝带领办公室工作人员,加强与教育部、政法各单位、法学院校和授课人员的沟通衔接,安排好教学任务。

  而所有的主讲人,也基本都会“自我加码”。

  10月18日,大讲堂的“第一课”,放在北京大学。张军作为主讲人,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重视”——得知大讲堂要启动的那天起,这两个字,就生动诠释了张军的备课过程。

  张军的讲稿,是亲自写的。手写,后来,才一字一字誊在电脑里。

  “有感于目前高校法学院的日常教学中,有的动不动只谈西方那一套,许多还只是一知半解,给学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很有必要,也很紧迫。”最高检有关同志透露,“因此,大讲堂一动议,张检就主动报名,要求上讲台。”

(图:2019年10月18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首场专题讲座在北京大学开讲,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担任主讲人。)
(图:2019年10月18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首场专题讲座在北京大学开讲,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担任主讲人。)

  报名后,张军一直在思考,一直在酝酿。“用了一个周末动笔,第一版讲稿手写了10页纸。”这位同志说。

  讲稿经过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评审小组匿名评审之后,张军再次添加素材、反复打磨,将原来的3部分改成了4部分。“前后至少有十来稿的改动。”

  “即使如此,”这位同志表示,“讲课那天,张检也不会按照讲稿一字一字地读,有不少现场互动的东西。他说:‘要积极回应,同学们欢迎,自己则要有这个自信。’”

  18日,首场政法实务大讲堂隆重开讲。在课后的互动环节,先后有五位法学本科、硕士、博士生向张军提问,均得到坦率、正面、积极的回应。

(图:在张军讲课现场,先后有五位北京大学的法学本科、硕士、博士生提问。)
(图:在张军讲课现场,先后有五位北京大学的法学本科、硕士、博士生提问。)

  看到学生们还意犹未尽,张军向主持人建议:“再来一个嘛!”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司法解释的,张军详细回应后说,“建议你的博士论文就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会给你提供支持!”

  会场发出会心的笑声。

  首场大讲堂开了个好头,第二场在备课制度支撑下,同样精彩纷呈。

  11月6日,清华大学。蓝色的光标闪动在荧屏之上,视频、图表、现场连线。。。。。。科技感和未来感,在PPT中呼之欲出。“琼瑶起诉于正案”“赵志红案”“‘小猪佩奇’著作权跨国纠纷案”。。。。。。同学们关注的社会热点案件,被娓娓道来。

  周强这场以《新时代中国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为题的讲课,不时,被听众的掌声所“打断”。

(图:2019年11月6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走进清华大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担任主讲人。)
(图:2019年11月6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走进清华大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担任主讲人。)

  这是全力以赴的结果,更是备课要求的诠释。

  组委会的备课制度中提到,要研究听众的特点、关注师生感兴趣的问题。而“互动”二字,真真切切地贯穿了周强备课、讲课的始终。

  开讲前半个月,一份低调又特殊的问卷,在一些法学学生的朋友圈中刷屏了。

  “你对人民法院哪些方面的工作较为了解?”“以下刑事案件中,你对哪些案件较为关注?”“你最喜欢周院长此次讲课采取哪种形式?”。。。。。。

  约2800份的结果反馈——有的答题者IP甚至在海外,都以不同方式融入了讲稿之中。


  “互动的目的,就是更深入地了解同学们的关注点,让大家更感兴趣、听得更明白!”最高法有关负责同志透露,连问卷内容的设计,都有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参与其中。

  两个多月的备课时间里,从讲稿的思路框架,到具体的措辞表述,周强亲自确定内容。

  特别是对评审小组的意见,周强要求逐条记录、逐个研究、认真落实。而后,最高法又依据评审意见与问卷结果,对讲稿进行了11次较大幅度的修改。

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讲课现场,600余名清华大学师生在座聆听。
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讲课现场,600余名清华大学师生在座聆听。

  “司法解决纠纷的过程,本质上讲就是寻找事实、寻找法律的过程。。。。。。”开讲现场,面对600多名师生,周强时而引用案例和数据,时而连线最高法信息中心、北京互联网法院,时而展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中的应用场景,还不时抛出问题“考一考”大家。

  课堂的氛围,活跃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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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建利

前10个月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原标题:前10个月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来源: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传来,今年10月份,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整体以优良为主,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4.49,达标天数平均为2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86.2%。

  据省生态环境厅监测数据显示,SO2下降21.1%,PM10下降12.5%,CO下降11.8%,NO2下降7.0%,O3下降5.9%,PM2.5下降5.1%。与去年同期相比,10月份全省环境空气综合指数同比下降9.3%,六项污染物均同比下降,

  与周边省份相比,我省10月份的综合指数为4.49,在京津冀及周边省市排正数第二;我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6.2%,在京津冀及周边省市排名正数第一,比平均水平高12个百分点。六项指标中,PM2.5在京津冀及周边六省市中排正数第一;NO2、O3均排正数第二。从改善幅度看,我省也高于周边平均水平。10月份京津冀及周边省市的综合指数平均下降7.7%,我省下降9.3%,变化幅度排名正数第三,高于平均降幅1.6个百分点。(张剑雯)

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原标题: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海口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4名。

    具体招聘岗位、范围、条件和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rsj.haikou.gov.cn)、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网站(http://hkcg.haikou.gov.cn)、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查阅。

    咨询电话:0898—68700616。

    海口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监督中心

    2019年11月25日

截至今年10月,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近百万

原标题:截至今年10月,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近百万

1-10月,全国共检测2.3亿人次,新报告发现感染者13.1万例。

新京报快讯(记者 许雯)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95.8万,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

2019年1-10月,全国共检测2.3亿人次,新报告发现感染者13.1万例,新增加抗病毒治疗12.7万例,全国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为86.6%,治疗成功率为93.5%。

目前,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本阻断,经静脉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2019年1-10月新报告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73.7%,男性同性性传播占23.0%。疫情分布不平衡,波及范围广泛,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防治形势仍然严峻,防治任务更加艰巨。

新京报记者 许雯

编辑 白爽 校对 危卓